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的演讲
2016年7月3日
中国，北京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大家好。首先感谢钱颖一院长给我这个机会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见证你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时刻，也分享你们的喜悦和收获。我在此祝贺你们，从今天开始新的征程，也祝贺辛勤哺育你们的父母、谆谆教导你们的老师，今天的你们也正是他们的成就。
在清华经管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是一种殊荣，我确实为该讲点什么而发愁，因为我没有前两年的演讲嘉宾那么高的“市值”，还要担心和你们有代沟。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举办了一次马云和扎克伯格的对话，钱院长是主持人，听会的人将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有他们在前面，我压力山大。
我今年快70了，是归侨子女、老三届中的老高三、北大荒知青、工厂工人、77级大学生，80年代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经历了不少事情。70年就一个人来说已经够长，但如果放到长一点的时间尺度，放到1840年以来中国的转型、复兴和现代化的进程中，70年还只是其中的一小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经历已经现代化的国家的侵略和战败之后被迫开始的，转型过程中的探索、曲折、痛苦和无奈，可能都难以避免。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我的家庭和个人的经历就有体现。我的父亲在日本侵占上海后去到新加坡。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了新加坡，全家颠沛流离。“二战”结束，1947年3月我出生在那里。我的父亲是中学教师，因为他是新加坡教师工会副主席，1948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并在1949年4月被驱逐出境，回到解放了的北京。10月我妈妈带我们姐弟回国。
我成长的年代，恰是中国社会经历诸多变革的时代。我从出生到现在，长身体的时候碰上三年大饥荒、该上大学的时候赶上“文革”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组建家庭要生孩子的时候又遇到计划生育。换一种说法，我20岁后上山下乡，30岁后上大学，40岁后出国学英语、念硕士，到了50岁后受命创业、来到刚刚注册成立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这近70年的经历，时间上既错位，还有诸多的不顺利。但是比起那些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比起那些受过不公正对待的人，我还是很幸运的。所以历史不能遗忘、错误不该重演。当你们走上工作岗位，难免还会遇到国家发展中的困难和曲折，我希望你们有心理准备，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充满艰辛和痛苦，肯定没有一蹴而就或“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情。
从追求民族独立到追求民族复兴，中国一直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历史学家唐德刚说，1840年开始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大致得历时两百年才能通过“历史三峡”，到2040年才能海阔天空。小平同志提出现代化“三步走”，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在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候，也就是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些目标和愿景，时间点都差不多，离现在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时间，算起来指日可待。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目标，考验和挑战越不可小视。我要祝贺你们，你们不会进入一个平淡、平庸的时代，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生力军，你们会面临挑战、亲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自己大胆探索。改革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跌宕起伏的时代，现在大家对很多事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在当时并不是这样。比如现在大家去超市购买商品，一排排货架琳琅满目，不同商品不同价格，千奇百怪。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不是这样，食品都不能自由流通，价格也都不是商家确定的。就连“劳动力”和“劳动力市场”这样的概念都不能用。1982年初，受到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的启发，我们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建立了流通与市场研究组，参加当时热火朝天的农村改革研究，得到了由杜润生主任领导的中央农研室的支持和资助。杜老交给我们任务、教给我们方法，鼓励我们参加中央农研室组织的关于农村经济改革方面的调研和讨论，1984年，我参与组织莫干山会议。1986年正式调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当时的所长就是王岐山同志。1987年我协助王岐山同志组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我们做了很多试验，比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生不增、死不减”承包关系三十年不变、粮食供销体制改革等，当时很多政策讨论都很胶着，大家的意见不一致甚至对立，但杜老领导下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工作氛围，促成了很多政策从调查研究、试验评估到最终成型。
自己探索和学习借鉴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学习借鉴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经验。在我40多岁的时候，中央农研室领导同意我去国外学英语。我在美国学了一年的英语，去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读公共管理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工作了两年。这段学习和工作经历对我后来在基金会的工作非常有帮助。199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要举办一个像达沃斯那样的国际论坛，当时基金会连我在内一共只有三个人，但依靠在国外的学习经验、人脉积累和中心领导的国内资源，2000年我们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搭建起了国内外企业界、学者和中国政府对话与交流的平台。朱镕基总理会见了外方代表，确立了论坛的高规格和对话的高质量。今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已是第17届，论坛越办越红火。我们做的培训和研究也是和最顶级的国外大学及智库合作。儿童发展的社会试验就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教授和詹姆斯·海克曼教授的指导。
关心社会底层，促进社会公平在这个时代有特殊的紧迫性。2005年，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撰写了《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主题就是“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这项研究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杰出政策分析奖”。我们认为实现公平发展不能靠剥夺富人，而是要帮助穷人。
在对贫困问题的分析中，我们注意到儿童贫困问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儿童贫困发生率高，贫困影响到他们人力资本的形成，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对贫困儿童在教育和营养方面进行有效干预，是一项回报率极高的公共投资，也是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
刚才典礼开始前放的短片中出现了两个女孩，一个是湖南古丈县的彭亚，一个是贵州松桃县的吴雨芬，她们都来自贫困家庭，是6100万留守儿童中的两位。她们现在的营养和教育状况不仅会影响到她们个体，而且未来她们会做妈妈，所以还会影响到下一代。帮助她们，是我们的责任。
开展社会试验，我们已经做了10年，这是基金会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转型期的独特机遇。2006年起，我们尝试开展了反贫困与儿童发展的社会试验。那一年基金会课题组调研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状况，情况着实让我们吃惊和痛心。在农业连年丰收，农民生活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广西农村学生在学校每天吃的是米饭就盐水黄豆，宁夏农村学生只是喝点开水吃干馍馍。2007年我们在广西都安县和河北崇礼县开展了学生营养改善的对照试验，2500名学生参与其中。一年后试验成效显著，我们的研究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现在中央政府每年支出180亿，给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2300万学生提供膳食补助。为了监督评估农村校餐的实施情况和效果，我们建立了阳光校餐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全国一万所试点学校的校餐情况。
我们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的贫困地区6-24个月幼儿营养包的推广项目，2009年有6200 个幼儿受益，现在变成国家项目，惠及137万幼儿。我们的山村幼儿园项目，最初只有两个县的近3千名4-6岁孩子参加，现在青海和贵州两省、新疆阿勒泰地区及湖南、四川、山西、云南、甘肃的各一个试点县推广了我们的模式，覆盖贫困山村近10万幼儿。
去年开始我们在甘肃省华池县开展儿童早期养育的随机对照试验，为766名0-3岁幼儿提供每周不少于一次的家访服务，效果已经初步显现。这是基金会迄今开展的规模最小却是最严格，最具知识含量的试验。另一项是刚刚启动的中等职业教育赢未来计划。这项社会试验，涉及三省共15万中职学生。这些项目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界的大力支持。我们的目标是从孕期到就业都要给贫困儿童切实帮助，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的阳光起点。
基金会有一支44人的优秀团队。他们中有三位毕业于清华大学，其中就有你们的师姐、清华经管学院2013年博士毕业生，刚刚获得雨果科幻小说奖提名的郝景芳，她在基金会负责宏观经济的研究，分别完成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交办的课题，而业余时间她又是作家。她的经历和成绩更增强了我对年青一代的信心。
相信你们中间还有很多郝景芳这样的人才。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毕业生，你们已经系统地接受了全中国最优秀的经济管理学院的知识传承，掌握了各般技艺。这里我对你们还有三点期望：
第一、目光远大，步骤具体。以前国际组织爱说vision（愿景）和mission（使命），现在加上了action（行动）。如果没有行动，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试验和推广，再好的愿望也无法变成现实。我们渴望改变世界，小到一个孩子背篓里的梦想，大到几千万甚至十几亿人的期盼，都值得被尊重，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
第二、关注社会，帮助穷人。我听钱院长说，以前的毕业生都愿意去投行工作，而现在是多元化，有的要去读戏剧电影，有的加入了非营利组织，这很好。我们是社会精英，也是平民百姓。可以住五星级酒店的行政套房，也可以睡农民家的土炕，这才是应有的境界。毕业后，不管你们去了摩天大楼，还是田间乡野，都希望你们能从容应对，不卑不亢。在觥筹交错之后，希望你们还能想到，有很多人不能和你一样享受财富和名声，你应该以自己的能力和方式，去帮助他们。
第三、办事认真，持之以恒。对一件事情产生热情不难，难的是认真对待自己参与的每一件事情；产生一时的热情不难，难的是持续努力。没有认真的劲儿，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很多事情就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认真、坚持，是实现目标的关键。
最后，再次祝贺你们完成学业，向新的人生阶段迈进。在结束讲话之前，我还想讲个关于我父亲的小事：我父亲出生于1911年，农民家里的独苗。长辈根据族谱给他起名“宝镛”。20岁的时候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心远”。 我一直以为那是来自陶渊明的诗句“心远地自偏”。他去世后从他的日记中我们才知道，他是选自宋代胡文定公的文章，作为他一生的座右铭：“莫为婴儿之态，而有大人之器；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此之谓心远。”
愿你们都有大人之器，天下之志，后世之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