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依靠企业、家庭等微观主体降低成本，不足以应对经济的下滑。”3月19日上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会场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指出，降低企业的体制成本才是应对经济下行的关键所在。
在周其仁看来，中国经济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很大的一个因素在于通过改革降低了体制成本；但目前体制成本从快速降低后再次回升。
何谓制度成本？在制度经济学看来，一切制度都是有成本的，建立任何一项制度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制度经济学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制度成本的概念。
周其仁将体制成本分为三类。一是法定成本，比如缴税、社保。“降税必须立法机关来推动，降税就必须降低政府开支。”
二是市场主体对潜在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以医疗服务行业为例，要动员更多医疗服务资源增加供给，不是仅仅增加医院就够了，还要采取扎扎实实的措施，让人们愿意学医、愿意从医、愿意增加医疗服务。
三是企业获取关键要素的成本。以房地产行业为例，“仅仅用货币政策去调房价是不够的，光有购买力而没有土地拨过来，就会发生尴尬的局面。”
周其仁认为，尽管经济增速下行中很多市场成本都在下降，但体制成本如果不降的话，或许“很多企业没有等到市场成本降到它能够支撑下去的水平，就撑不住了”。